当前时代下的跨国华工的命运

东亚的跨境劳务不同于一般的“流动”,而是一个“劳工移植”的过程,劳工自家乡拔出,植入海外被严格控制的生活与工作场所。“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是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代表了“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

“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之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和扩大,但是全球化的实际过程并不像水银泄地,由点及面,自发扩散,逐步覆盖全球。在东亚,跨国之间的劳务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局限于由政府开辟的特别通道,在劳务输出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时进入这个通道;到了输入国,劳工的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也被局限在这个通道之内,而不能和本地社会发生有机的、不断深化的关系;等到合同到期,劳工必须按时回国。跨国之间的通道确实超越了国界,流动频繁,但是它们并没有扩散效应,不能在大范围上形成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我们可以把这一模式称为“点对点”式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

近年来,中国的劳务输出在数量上获得了长足发展。2004年底,约有60万中国人在境外执行超过1年的就业合同,是1990年(58000人)的10倍多。其中东北三省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东北三省从未有往外迁移(包括境内迁移)的传统,但是在90年代末期一跃成为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例如,传统上旅日华侨来自东南省份(如福建省),但是在2003年,东北三省的移民占了旅日华侨的1/3。根据我的访谈数据,东北人占了在韩国的中国劳工中的绝大多数,在新加坡也大抵如此。在我所调查的辽宁省,2004年有3万人通过官方渠道前往境外就业,占当年全国劳务输出的第二位。

就输入国而言,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中国劳务输出的前三大目的地。截至2004年11月,在日本登记注册的中国工人约有10万、新加坡8万、韩国4.7万。在日、韩非技术和半熟练外籍工人中,中国工人比例最高,分别是近70%和超过40%,在新加坡中国工人数位居前四位,可能仅次于马来西亚工人,位居第二。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代表了3种不同的外籍劳工管理模式。在日本,国家是主导力量。日本至今拒绝接收非技术外国劳工,而采用所谓的“边门”政策,以产业研修生名义引进劳工。产业研修生在表面上是一个国际援助项目,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工人,从而和劳工移民区别开来,避免日本社会特别是工会组织的监督。

韩国于1993年引进日本的研修生制度招收外劳。我所调查的辽宁的中介机构普遍认为韩国的工作条件比日本差,但劳工能挣得更多。在韩国的研修生1个月可挣64万韩元(约合640美元或人民币55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20%~25%,但是时间长了之后1个月能挣100万韩元(按2005年的数据)。技术类研修生3年合同下来,能挣人民币20万左右。在韩国负责执行研修生制度的是韩国国际培训合作集团(简称KFSB)。该组织成立于1994年,是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的子机构。KFSB不是政府组织,而是代表雇主利益的商业机构,但实际上,KFSB比 JITCO扮演更多的政府管理者角色。韩国议会于2003 年决定以雇用许可制取代研修生制,并于2004年8月开始实行。在雇用许可制度下,外籍劳工与本国员工享受同等劳工待遇,包括组织工会权、罢工权和最低工资要求。然而直到2007年韩国和中国政府才签署谅解备忘录,将雇用许可制适用于中国劳工。我所调查的大部分中介认为,雇用许可制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招工模式。

新加坡的政策在经济上更为自由。只要本国雇主能够证明他们需要外国劳工,同时不超过政府规定的“外劳顶限”(公司雇用的外籍劳工与本地工人的比例)、外国劳工的国籍符合政府的规定(某些国家的劳工只能从事某些行业的工作,比如中国国籍的女性不得从事家庭服务业),外国劳工就能进入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禁止雇用公司直接从中国招募工人,他们必须通过人力部指定,并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认可的招聘中介进行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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